| 把握戰略機遇期 促進高質量發展 |
 紡織界兩會代表委員“回娘家”熱議行業提升 本刊記者-郭春花 郝杰 陶紅/文 關云鶴/攝 每年的全國兩會期間，紡織行業兩會代表委員回娘家已成為傳統，今年也不例外。3月4日，“2019年紡織行業‘兩會’代表委員座談會”在北京市朝陽門北大街18號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辦公大樓召開。中紡聯黨委書記兼秘書長高勇，會長孫瑞哲，原會長杜鈺洲、王天凱，副會長楊紀朝、夏令敏，黨委副書記陳偉康，紀委書記王久新，副會長徐迎新、陳大鵬、李陵申、端小平、楊兆華、孫淮濱，副秘書長楊峻、彭燕麗、葉志民、李進才，人力資源部主任孫曉音，生產力促進部主任喬艷津，辦公室主任段紅等，與來自全國各地的18位紡織行業代表、委員共同為行業發展獻計獻策。座談會由陳偉康主持。 會上，孫瑞哲作題為《把握戰略機遇期，促進高質量發展，在一起贏未來》的報告，介紹了中國紡織工業實現跨越式發展的“三大躍遷”，行業在成長中存在的“三個落差”，并就聯動政策訴求，提出行業發展的“三個提升”，以及助力紡織強國建設的政策賦能“四個方向”。 隨后，參加座談會的兩會代表委員結合行業和企業發展實際情況，提出了相關建議，并介紹了為今年全國兩會帶來的提案建議。 圍繞兩會代表委員提的建議，杜鈺洲、王天凱表示贊同，并鼓勵兩會代表委員要提倡全社會對紡織行業的價值認知。 高勇建議代表委員在全國兩會上能結合行業發展戰略，關注中西部紡織服裝業的發展。一是在中西部扶貧攻堅中，關注紡織服裝行業的獨特地位和作用。二是關注在中西部培育發展新的產業集群。三是關注中西部紡織服裝產業發展，及羊毛、羊絨、麻等原料產業的發展。  孫瑞哲 三大躍遷、三個落差 紡織業“供給之榫”亟待對上“需求之卯” “篳路藍縷啟山林，櫛風沐雨砥礪行”，座談會上，孫瑞哲以這句詩開場，形象化地說明了行業所處環境、所作所為，以及下一步發展的決心。他講到，在黨的堅強領導下，中國人民經歷了無數艱難曲折和風險考驗，成功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改變了全球發展格局和歷史走向。在“大浪淘沙”的歷史選擇中，中國紡織工業在改革中守正出奇，在開放中博采眾長，取得了全方位、開創性的發展，發生了深層次、根本性的變革。 七十年間，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的紡織品服裝生產國、消費國和出口國。中國紡織工業成為國家工業化進程的母親行業、對外開放的排頭兵、經濟體制改革的先行者。隨著黨的十八大的召開，在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帶領下，中國紡織工業進入“新時代”，把握“新方位”，正在加速成為創新驅動的科技產業、文化引領的時尚產業和責任導向的綠色產業——“科技、時尚、綠色”，正成為新時代中國紡織工業的工作新定位、行業新標簽、社會新認知。 成長：“科技、時尚與綠色”的“三大躍遷” 新中國成立七十年來，從人均棉布產量尚不足做一套服裝或一床棉被，化纖年產量曾在全球經濟統計中被“忽略不計”，到現在我國發展成為全球最大的紡織品服裝生產國、消費國和出口國，在全球紡織業中占據龍頭地位，成為支撐世界紡織工業體系平穩運行的核心力量和推進全球經濟文化協調合作的重要產業平臺。“科技、時尚、綠色”，揭示了中國紡織工業實現跨越式發展的“三大躍遷”。 第一，“科技”驅動：從規模發展到內涵發展。 建國初期，紡織工業部就制定了統一的經濟技術指標、節約用棉和節約漿紗用量、總結推廣先進的技術操作經驗和改善工廠勞動條件等基礎性技術工作。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我國通過自力更生已初步建立了紡織服裝的產業體系。改革開放之后，我國紡織行業的科技優秀成果不僅數量可觀，而且創新水平不斷提高，從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到原始創新，從單一產品、工藝技術創新到集成創新，體現出行業科技進步的顯著成效。2011年以來共有23項成果獲國家級科學技術獎。 第二，“時尚”復興：從審美依附到文化自信。 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國家致力于保障和改善民生，逐步解決中國社會諸多重大民生問題，其中穿衣問題是解決得最早、最好的民生問題之一。特別是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以來，隨著“溫飽問題”的解決，城鄉居民服飾“藍、黑、灰一抹色”的情景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著裝風格的時尚化、個性化、多元化。本質上，這是“供給側時尚化”與“需求端時尚化”彼此促進、交互作用的結果。 第三，“綠色”文明：從環境壓力到生態和諧。 進入新時代，中國紡織工業的生態文明，以尊重和維護生態環境為主旨，以可持續發展為根據，以未來人類的繼續發展為著眼點，聚焦綠色技術和綠色管理，逐步實現了人與社會、人與環境、當代人與后代人的協調發展。 成長中的煩惱：行業發展的“三個落差” 第一，國民經濟體系中，紡織行業“貢獻度”與“主流性”之間的“認知落差”。 一方面，紡織行業對整個國民經濟體系的“貢獻度”非常高。具體體現在：一是全球紡織工業格局中，規模供給能力的當仁不讓；二是勞動力市場中，就業吸附能力的當仁不讓；三是國際貿易競爭中，凈創匯能力的當仁不讓。 進入21世紀，紡織行業抓住了我國國民經濟快速發展和全面融入全球化的有利時機，進入了黃金發展階段，2002～2008年，規模以上企業主營業務收入年均增長21.7%，利稅總額年均增長25.1%。近年來，隨著國際環境變化以及我國步入發展新常態，工業經濟出現較大波動，紡織工業始終保持平穩發展態勢。2018年，規模以上紡織企業主營業務收入達到53703.5億元，占全國規模以上工業的5.3%；全行業凈創匯2501.9億美元，占全國的71.1%。 另一方面，與“貢獻度”存在明顯認知落差的是：社會各界過于強調紡織行業的傳統行業屬性，仍將其定性為勞動力密集型的、以制造加工為主的行業。 這容易導致兩個層面的“忽視”：忽視了紡織行業在高新技術與文化賦能的雙重驅動下，自身所具備的不可磨滅的“新興性”與“成長性”，以及作為產業創新與價值實現的中樞地位；忽視了圍繞“智能制造”、“綠色制造”、“服務型制造”與“優質制造”等環節，競爭優勢正在得以重構，紡織服裝行業哪怕被印象鎖定在“制造加工領域”，但也已今非昔比，制造分工的低附加值詛咒正在被打破，“微笑曲線”的邏輯判斷正在被顛覆。 第二，全球經濟體系中，“中國崛起”與世界經濟新秩序調適之間的“利益落差”。 新一輪全球化，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的崛起主要是一種自我發展型崛起、工業化崛起，而非對外擴張型崛起。中國紡織工業的崛起，也是一種在內生驅動力作用下的“自我發展型崛起”，根據商務部統計口徑，2003～2018年，我國紡織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累計97.96億美元，年均增速為15.6%，占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累計總額的5.2%。 紡織產業是國家積極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先導產業，同時也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推進工業化發展、創造國民財富以及提供大量就業的首選民生產業。推動我國紡織產業的國際化發展以及加強紡織產業國際產能合作項目的落地與實施，既是我國自身產業發展的需要，也是帶動合作國紡織業發展，實現互利共贏的重要舉措。 與上述趨勢相對的是，“逆全球化”在世界經濟新秩序的調適過程中，正在成為新的趨勢，發達國家通過金融貨幣政策和貿易保護主義的多重手段，在對中國制造業依賴的同時，表現出遏制的動向——以中美關系為例。2018年美國新版《國防戰略報告》首次將中國定位為“戰略性競爭對手”，這釋放了一個重要信號。12月1日，中美首腦會談后貿易沖突緩和，雙方停止升級關稅等貿易限制措施，并將在90天內爭取就非關稅壁壘、強制技術轉讓等方面達成協議。目前來看，中美貿易摩擦仍存在不確定性。雙方的競合關系也將對下一步整個紡織產業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未來，面對越來越高危的經濟民粹主義，中國紡織工業的自我崛起與世界經濟新秩序的調適之間，可能會面臨更加矛盾緊張的關系，更加失衡的利益分配落差。 第三，行業供給側體系中，制造能力與消費需求匹配之間的“能力落差”。 目前，紡織行業供給體系失衡的情況依然存在。要素供給結構性矛盾突出，不能充分滿足生產需要；產品供給同質化傾向較重，不能充分滿足消費需求。部分細分行業存在階段性、結構性產能過剩，供需匹配存在錯位，規模巨大而有效供給不足、制造能力較強而創新能力不足，兩者之間的能力落差客觀存在。從產品價值到消費價值的最終實現，“供給之榫”亟待對上“需求之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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